文革时期38军政治旋涡，内情首次披露

38军的史实，特别是其在文革期间的行为，往往被曲解传播，对此进行正本清源的工作显得尤为迫切。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三十八军，在文革时期正式被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三十八军”。其历史脉络可追溯至东北民主联军第1纵队。与第2纵队、第6纵队齐名的“林彪三虎”，共同构成了东北野战军的核心力量。追溯至更早的历史，112师334团的前身起源于1928年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平江起义，并融入了红5军的行列；而113师338团的前身，则是1932年吴焕先等人重建的红25军75师的分支。至1937年8月，这两支部队分别被改编为八路军115师的两个营。112师335团与113师337团，同样源自红军干部骨干组成的115师一个营和一个补充团。至于该军的114师，其前身是东北军111师，于1942年举行起义并加入党组织，随后被改编为八路军山东军区滨海支队。

在“三虎”序列中，1纵、2纵与林彪的关系相较于6纵，显得相对疏离。6纵的16师，即后来改编为43军127师，其历史根源可追溯至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第4军独立团——中共早期掌握的首支正规部队，亦即赫赫有名的“叶挺独立团”。1926年，林彪在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后，被分配至该团担任见习排长，由此开启了其革命军事生涯的征程。

深刻把握历史脉络至关重要。在讨论38军与林彪的关系时，不宜过度聚焦于个人层面。若要提及林彪的直属部队，则127师是当之无愧的核心。提到38军为林彪的直系部队，却忽略了其作为彭德怀奠定基础的基石，似乎不妥。1纵队在东北战场的辉煌战绩，一方面源于其坚实的根基，另一方面归功于林彪卓越的指挥才能，这些成就与它是否是嫡系并无必然联系。

第21军自山西迁往西安及宝鸡地区，其编制由北京军区正式划转至兰州军区。与此同时，驻守在甘肃平凉的陆军第62师也重返第21军的序列之中。

原驻扎于河北保定的69军，已搬迁至山西，肩负起接替21军防御重任的使命。

第三十八军，历经迁移，自吉林通化一跃至河北保定，肩负起第六十九军的防务重任，同时完成了从沈阳军区至北京军区的编制体系调整。

第21军与第69军务必在3月5日之前全数抵达预定区域，而第38军则必须在3月8日之前确保所有人员顺利集结到位。

连续的军队调动波及范围广泛，且时间紧迫。依据38军军史记载，2月15日拂晓4点钟左右，部队接到了移防的预先命令。同日，军部的主要领导乘坐飞机先行抵达目的地。至16日0时15分，部队接到了由沈阳军区转发的“部署调整”指令。18日19时12分，作为先锋的334团1营乘坐火车从通化启程。从接到预先号令到首列火车启动，整个过程仅相隔短短三天。

根据军部史册的明确记载，我们确切掌握，38军转隶至保定的确切时间定格在1967年2月，并非所谓的“文革”前夕。此时，自毛泽东主席解决北京市委的“独立王国”问题以来，已过去将近十个月之久。

38军进驻保定后，正式更名为4800部队。那时，军长李光军正值48岁盛年，而政委王猛，同样是38军中崭露头角的新星，年仅47岁。

李光军，江苏睢宁之籍，根植于新四军——三野之血脉。1947年，他执掌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第六师第十七团之重任，继而又升迁为改编自第六师的第二十一军第六十三师之师长。在1956至1959年期间，他远赴苏联总参谋部高等军事学院潜心深造，历时四载。归国之际，他先后担任第三十九军副军长、第六十四军军长等要职。1964年，他由大校荣升为少将，同年，继邓岳将军之任，执掌第三十八军军长之职。

王猛，河北盐山人士，早年投身于八路军——二野。他曾在二野16军46师历任团政治委员、师政治部主任，并最终晋升为师政治委员。1954年，他被调往长春第二政治学校，担任政治部主任一职。随后，于1961年升任校政治委员，并获得正军级军衔。同年，二政校宣布撤销，王猛向沈阳军区政委赖传珠提出重返野战部队的请求。鉴于未能获得正军级的职务，他毅然接受了降级安排，担任了38军政治委员一职。1964年，他与李光军携手晋升为少将军衔。1966年12月，王猛继任于敬山，再次担任军政治委员。

“自讨苦吃”。38军的进驻，却意外地为杨成武所倡导的北京军区增添了不少麻烦。

论及保定在军事上的战略地位，明末学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曾如此评述：“保定雄踞西山之畔，众多河流汇聚，东流入海。宣府与大同犹如其后方依托，而倒马关与紫荆关则形成其天然的防线。内外相连，拱卫着京师，实为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昔日河朔之地一旦遭遇危机，保定往往成为首当其冲之地，挺身而出，捍卫国家。”

20世纪50年代初，河北省的省会、省军区以及69军军部均坐落于保定市。然而，随着1958年的到来，省会的行政中心与省军区迁往天津。紧接着，1966年4月，中央政府着手策划将天津晋升为直辖市。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省会的行政中心及省军区再度从天津迁回保定市。

1967年1月，河北省军区与第69军正式介入了保定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活动。至2月11日，官方正式宣布“河北省工农荣复转退军人红卫兵保定八一造反总司令部”（通称“八一总部”）为反动势力，随即调动了27个连队，采取武力措施，强行解除了包括“八一总部”在内的众多群众组织的活动，并对1200余人实施逮捕，其中238人被押送入狱。

38军抵达新设防区后不久，便在2月24日接到指令，与省军区共同肩负起保定地区的支援地方任务，并据此设立了支援地方办公室。军党委对工作进行了明确分工，由军党委第一书记兼军长李光军亲自负责“三支两军”相关工作，并由常委兼副军长刘海清、副政委邢泽辅予以协助。他们主要负责保定市的支援地方事务，坚守在支援工作的一线。而第二书记兼军政委王猛则专责军队内部的各项事务，对外事务则保持低调。

初涉保定地区支左之际，38军尚未形成明确立场。自1967年4月起，以“八一总部”平反与否为导火索，保定地区的造反派组织经历重组，重新组合而成。“工总派”，又称“农大造反团派”，与“工筹派”，即“革命红楼派”。在这两派中，立场相对稳健、保守的“工筹派”赢得了省军区的青睐，反观被省军区排斥的激进“工总派”，则积极向新任的38军示好，争取其支持。鉴于38军与河北原统治集团毫无瓜葛，在感情上更倾向于支持“工总派”，因此两派很快达成了共识。

38军与省军区（当时通称保定“两军”）在支持何方的问题上，分歧愈发明显，立场渐行渐远，矛盾不断升级，直至水火不容的地步。与之并肩作战的北京军区对38军持有明显的不满。保定两派分别得到了军队的支持，纷争不断，武力冲突屡见不鲜。在这其中，最为惨烈的一次冲突发生在1967年6月22日至23日的河北农业大学内，双方近万人展开了大规模的混战。尽管38军和省军区迅速赶至现场，试图平息事态，但最终还是未能成功，造成了7人丧生，近300人受伤（其中包括数十名军方人员）。

面对保定的困境，八月时分，中央政府发布指令，责令保定两派派代表赴京汇报情况。在此期间，双方代表与“两军”——河北省军区司令员马辉、政委曾美，以及38军李光军、刘海清将军，共同签署了一项旨在即刻平息武斗的协议。尽管武斗有所缓解，然而，两派之间的矛盾并未得到根本性的化解。

农造团的领导者崔士林，其父崔田民——曾任军委铁道兵第二政委——曾借助“501狂派”势力（即石家庄铁道兵学院的“铁道兵团”），悄然渗透至石家庄，成为河北省反军活动的首要嫌疑分子。崔士林通过领导造反团，肆意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为破坏保定及各县大联合的关键人物。自五月起，他公然对抗群众，挑战河北省军区，甚至北京军区……

“农大造反团”作为“工总派”的核心力量，赢得了38军的坚定拥护。尽管陈等人的言辞并未明言指向38军，却无形中对该部队施加了压力。

仅有北京军区内部知情，38军的调动乃系毛泽东亲自下令，部署至保定。至于毛泽东与林彪对38军的评价究竟如何，郑、李等人实难揣摩，不宜轻率行事。相较之下，暂且退让一步，避其锋芒，方为万全之策。

1968年1月28日，郑维山与李雪峰携手签署了《北京军区关于成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并随即向毛泽东同志及党中央提交。在报告中，他们提出，在省革委会成立之际，将省会由保定迁至石家庄。其依据是，“石家庄在文革期间位居全省前列，工人阶级队伍实力雄厚，有望成为全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核心”。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及中央文革小组迅速作出批复，批准了郑、李二人的建议。

步入1971年1月，恰逢华北会议召开之时，李雪峰在《我的检查》中对该事件进行了深刻反思：“在河北省革委会成立前夕及之后，陈伯达同志亲自出席筹备会议并发表讲话，其目的在于进一步削弱三十八军的实力，并对另一派群众组织施加压力。他提出了省会搬迁的设想，起初此建议由他提出，我和郑维山同志均表示支持，因此我们联名提交了一份报告，其中采纳了他所编造的搬迁理由，导致我们误导了中央。”

短短两年间，河北省的省会便经历了三次更迭，确实令人感到纷扰不安。事后，有人推测这或许是郑、李二人有意将38军置于尴尬境地，这种观点似乎并非毫无根据。石家庄作为63军军部的所在地，在河北省革委会的组成名单中，63军军长张英辉、省军区马辉、曾美均担任副主任，而其他驻军的首领，诸如38军军长李光军，仅是常委之一。这种配置本身，似乎难以掩饰其中所蕴含的亲疏差异。

1968年三月，"杨余傅事件"犹如晴天霹雳，震撼了整个国家。杨成武，郑维山的前任上司，骤然遭遇免职，对郑维山而言，这无疑是一记沉重的打击。在郑维山自身处境堪忧的情况下，这多少减轻了38军的压力。同年3月至8月，中央在北京举办了为期五个月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即保定班。该学习班由中央直接监管，改组后的军委办事组负责协调两军的工作。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与协商中，两军及两派均作出了一定程度的让步。至8月中旬，保定地、市革委会正式宣告成立，而地区革委会主任一职，则由38军副军长刘海清同志担纲。

金秋十月，李光军接到了一份突兀的调令，他被任命为武汉军区副参谋长，这一调动显得异常急促，充满了不寻常的气息。据张云生透露，李光军的离职是在杨成武担任军委办事组负责人期间提出的建议，杨成武还提议由63军副军长徐信接替空缺。然而，当这一建议上报至林彪处时，林彪却反对徐信前往38军任职，他有意在本军内部提升刘海清担任军长，此举使得此事暂时搁置，同时也对杨成武产生了猜疑。李光军的最终调动发生在杨成武被撤职半年之后，关于内情是否如张云生所述，如今已难以追溯。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北京军区对李光军并无好感，这一点不容置疑。同样明确的是，刘海清而非徐信接替了李光军的军长职位，这一事实也已尘埃落定。

11月，随着省会正式迁往石家庄，省军区机关亦随之搬迁至新址，保定。这一举措显著缓解了38军的负担。

1969年，38军成功翻身。

在二月伊始，北京军区政委谢富治将王猛召回京城，并在郑维山面前郑重声明：保定事件的全部责任由38军承担，北京军区不得介入其中；同时，河北省革委会亦不得插手此事，河北省军区亦不得参与其中。自此，保定事件的后续处理将直接向谢富治进行汇报。尽管谢富治并未透露这一决策的来源，但王猛敏锐地察觉，这不仅仅属于北京军区的决定，更是中央层面的重要指示。

肩负着传达该决策重任的谢富治，其处境显得格外微妙。当时，北京军区的政委一职由李雪峰、谢富治、刘格平三人共同执掌，其中李雪峰为兼职，刘格平常驻山西，实际权力已逐渐向谢富治倾斜。至同年12月，中央对北京军区党委进行了人事调整，谢富治、李雪峰、郑维山、陈先瑞四人被任命为军区党委书记，谢富治位列首位。谢富治对38军的支持与信任程度较高，在处理事务时似乎比郑维山和李雪峰更为公允，38军的发展趋势也因此颇为有利。

在保定城内，随着38军一统江湖，王猛对两派势力实施了严格且强硬的管控措施。七月，38军与保定地区革委会联合发布了“七二二”布告，明确要求双方立即停止武斗，上缴所有武器，无条件返回工厂和学校，并按照系统、行业和班组进行大规模的联合，同时坚决打击反革命活动，采取了一系列强制措施。至八月十日，地区公检法机关军管会在保定市体育场举行了“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宣判大会”，参会人数超过十万。大会上，38军、北京军区以及保定地区和市革委会的负责人相继发表讲话。大会宣判，两名违反“三个布告”的“行凶杀人犯”被判处死刑。在高压政策的推动下，到了八月底，保定地市实现了“三结合”。至十月，武器收缴工作基本完成，武斗工事被彻底拆除，参与武斗的人员均返回各自的原单位，武斗现象得以彻底停止。

该部队下辖三个摩托化步兵师，同时配备有直属的炮兵、火箭炮以及高射炮团。各步兵师下设三个摩托化步兵团，并配备坦克、炮兵和高射炮团。至次年十月，38军的改编工作顺利落幕，因而成为全军中率先实现摩托化的军种。

在1969年的10月至12月间，63军完成了从河北到山西的搬迁，随之，其指挥中枢也从石家庄转移至太原。然而，曾被视为北京军区的“刺头”和“骄傲自满”象征的38军，并未被迫离开河北，反而，作为被誉为“华北山头”之“老大”的63军，却踏上了离别的征程，这一幕不禁让人心生讽刺。到了次年3月，38军党委的第一书记兼政委王猛，被增补为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进而成为党的核心小组成员。这标志着38军的负责人首次跃升至河北省核心领导层的行列，这在两年前几乎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1970年8月，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翻车，李雪峰、郑维山均受牵连。12月10日，38军党委报告军委办事组并中共中央，“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38军党委的报告，意在借批陈一吐自调防华北后所受的乌气，今天看来，报告一如当时的众多揭发批判材料，不乏牵强附会、言过其实之词。惟毛泽东正愁没有攻陈的炮弹，38军报告正中下怀，即于12月16日批示：

为何对陈伯达的任意行为和言论放任不管，尽管他并无北京军区的官方职务，中央也未授权他处理军区的军政事务？为何陈伯达在华北地区享有“太上皇”的尊称？林彪同志曾私下透露，他与三十八军人员交流都存在困难。北京军区尚未对此问题进行过全面深入的讨论，只是简单地传达至各省和各军，导致思想未能统一，全军团结亦受影响。对于此建议，恳请各位慎重评估其实施的可能性。

毛泽东常言“实事求是”，然而此番批示却显得与“实事求是”相去甚远。首先，陈伯达作为政治局常委及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前往河北各地协助解决两派纷争，并非越权之举。平息地方两派间的纷争，非北京军区的“军政问题”，且北京军区亦无权干预一位政治局常委的行动，更不用说陈伯达的行动与当时的“大方向”完全一致。其次，毛泽东提到“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却将林彪牵涉其中，而林彪是否真的向毛泽东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实存疑点。对于38军以及北京军区各军的矛盾，林彪实则持谨慎态度，从未公开发表过任何立场。据现有资料，自38军调至保定后，林彪未曾亲自踏足该军，也未召见过该军任何干部，该军的负责人也未曾单独求见林彪。这也是“9·13事件”后38军各负责人能够安全脱离干系的关键所在（至于《571工程纪要》将38军列为“借用力量”，不过是林立果的个人看法，与38军本身并无实际关联）。

无论如何，38军的批陈报告，为毛泽东展现了一块“试金石”，借此契机，他发起了对陈伯达、郑维山、李雪峰的批判运动。当月，毛泽东作出批示，随后王猛便被晋升为北京军区副政委。次年七月，在毛泽东与林彪的赞同下，中央决定任命王猛为国务院国家体委革命委员会主任，同时兼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在任职期间，王猛对江青等人干预国家体委工作的行为逐渐产生不满，并采取了一些抵制措施。江青亦对王猛心生怨恨，企图在“四届人大”之际，提拔庄则栋以取代其职位。王猛欣然接受了离开体委的机会，在“四届人大”前夕，他被调回部队，担任武汉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在“四人帮”被粉碎后，应国务院有关负责人之请，王猛于1977年2月重返国家体委，担任主任（同时保留军内职务）。1981年7月，他再次回到部队，升任广州军区政委，并于1985年按照大军区正职的待遇离休。

在文革时期，体育外交成为了我国外交策略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王猛，时任国家体委主任，频繁以官方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声名鹊起。知情人士透露，凭借其卓越才华，王猛在80年代本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然而，在我看来，尽管王猛对陈伯达持有不同意见、曾与江青进行抗争，并在国家体委推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改革，但他也曾支持过保定地区的造反派。在文革的特殊背景下，这一点（实属难以避免）在主管军队的邓小平心中留下了不利的印象。王猛能够以大军区正职的身份“平稳着陆”，与他的同辈相比，已属幸运之极。这一切，都已归于尘封。

1972年8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根据该《通知》所附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军队开始在设有党委的地方和单位，分阶段撤销“三支两军”相关机构，并陆续召回相关人员。1971年，38军副政委徐炜接替刘海清担任保定地区革委会主任一职。在中央《通知》发布后的次年3月，徐炜也被调回部队。在军队权力巅峰时期，38军不仅承担了保定地区23个市、县的“三支两军”任务，分管22个团，还选拔干部和战士前往北京中央国家机关及大专院校，参与“军管”和“军训”工作。例如，当时的军参谋长朱月华就奉命进京，担任国务院对外文委军管小组组长一职。

1974年，我国全面掀起了“批林批孔”的运动浪潮。江青企图将这一运动和林彪军事路线的批判聚焦于38军。她特意派遣工作组入驻38军113师338团8连，开展了“批林批孔”的试点工作，并为其提供了相关学习资料。面对形势的逼迫，38军也不得不出派人前往8连，总结所谓的“经验”。这些“经验”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上频繁亮相，使得8连的名声迅速崛起。同年7月28日，王洪文和江青邀请了北京军区的三位负责人以及38军的四位领导齐聚北京北海仿膳堂共进晚餐。次日，王洪文、江青、陈锡联、纪登奎等人在38军留宿一晚，并召开了有河北省及驻保军、地主要领导以及338团8连全体成员参加的接见会。在会上，王、江发表演讲并赠送书籍，江青更是即兴创作了“顺口溜”以赞誉38军，场面热闹非凡。然而，后来的事实表明，江青等人的所作所为终究是徒劳无功。表面上的虚情假意，实为无奈之举，在关键时刻，军队是不可能与他们同流合污的。

自1974年至1976年，保定地区再度卷入“批林批孔”运动的漩涡，以及“批邓”风波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冲击，武斗与混乱之态复燃。面对这一严峻局势，河北省委与省军区虽尽力而为，却力不从心，中央政府遂决定重新启用已退出地方“三支两军”体系的38军。1976年11月15日，由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秦基伟担任组长，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38军政委王丕礼任副组长，北京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吴岱、河北省军区司令员马辉、38军副军长李连秀等组成的“中央解决保定问题领导小组”抵达保定。38军接令后，于11月16日对全区的各个武斗据点实施了武装包围，并迅速收缴枪支，拆除工事，解散武斗组织。12月13日，保定地区组织了500余人赴京，参加由领导小组举办的“学习班”。与此同时，由省委和38军共同组建的联合工作组进驻保定，与地、市委紧密协作，推动局势迅速好转。保定，这个文革期间的“重灾区”，终于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动荡与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