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尚举|跨越信任的鸿沟系列述评之一:信任的裂痕:从个案到“现象”——社会信任危机是如何被“放大”的?
撰文 | 四川文化网总编辑 孙尚举
近日,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清朗·整治恶意挑动负面情绪问题”专项行动,直指挑动对立、宣扬戾气等沉疴积弊,可谓切中要害。作为长期关注社会文化变迁的文人,我们深感这一行动的紧迫性与必要性。尤其让我们感触的是,通知中所提及的种种乱象,其最恶劣的后果之一,便是对社会信任基石的持续性侵蚀。这种侵蚀,并非一日之寒,它常常始于一些被无限放大的极端个案。
我们犹记得,2006年发生于南京的“彭宇案”如何如同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其激起的涟漪在往后十余年间持续震荡,演变为一场深刻的社会信任危机。2007年,当法院一审以“从常理分析,彭宇与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较大”为由判决彭宇承担部分责任时,经《南方都市报》等媒体的广泛报道,此事迅速超越了单一司法案件的性质,被公众普遍解读为“好人没好报”的象征性事件。必须强调,此类事件在统计学意义上,无疑是极端个案。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每日发生的邻里互助、见义勇为无声无息,构成了社会运行的温暖底色。然而,为何偏偏是“彭宇案”及其后衍生的一系列类似个案,在我们的集体记忆中留下了如此深刻的烙印,甚至潜移默化地改变了许多人的行为选择——让伸出援手前多了一丝犹豫,让释放善意时多了一分戒备?
答案的核心在于“放大效应”。这个效应的产生,涉及一个复杂的传播链条,而“彭宇案”正是诠释这一链条的经典范本:
第一环:流量追逐下的“新闻选择”与叙事框架
商业媒体平台在“流量为王”的法则下,天然倾向于捕捉那些具有戏剧性、冲突性和情绪煽动性的故事。一个好人好事的平淡叙事,远不如一个“好人没好报”的道德反转剧更能吸引点击和评论。“彭宇案”中“青年助人”与“老人讹诈”的强烈戏剧冲突,以及司法判决带来的巨大争议性,使其成为了流量的富矿。因此,这类极端负面事件被从海量信息中筛选出来,置于聚光灯下,获得了与其实际发生率完全不相称的曝光度。
第二环:算法推荐的“信息茧房”与“情绪共鸣”
现代社交平台和资讯平台的算法机制,会精准地将同类负面事件推送给用户。当一个人关注了“彭宇案”之后,算法会持续推荐第二起、第三起乃至无数起“XX地再现彭宇案”的报道……久而久之,在用户的信息环境中,个例被拼接成了“普遍现象”,偶然被强化为“必然”。“扶老人”这一行为在认知中被高度“风险化”。同时,愤怒、焦虑、失望等情绪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容易引发共鸣和病毒式传播,进一步加剧了负面信息的扩散。
第三环:认知偏差下的“社会图景”重构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人们存在一种“可用性启发”认知偏差——即更容易被记忆中容易回想起的事件影响判断。当关于“信任背叛”的案例因其刺激性而被反复传播、记忆后,它们在公众认知中的“可用性”便大大提高。于是,我们在评估“扶老人风险”时,脑海中首先浮现的不是成千上万未被报道的成功帮扶,而是“彭宇案”这个被反复渲染的符号及其后续模仿案例。最终,一幅“人心险恶”、“帮助有风险”的失真社会图景得以形成。
正是通过以上三重“放大镜”,个别的、局部的道德失范行为或司法争议,被扭曲、扩散并固化为一种弥漫性的社会信任危机。它让谨慎变成了冷漠,让理性的风险防范变成了全面的信任退缩。这不仅是道德环境的污染,更是社会运行成本的急剧增加。
中央网信办此次专项行动,正是试图斩断这一恶性传播链条的强力举措。通过整治“恶意挑动负面情绪”、“片面放大负面个案”等行为,旨在为公众还原一个更加真实、全面的社会图景,为温良的社会风气正名。
然而,行政监管是外部的“破”,更深层次的“立”,则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理性审视。当我们再看到类似极端案例时,能否多问一句:这究竟是这个世界的真相,还是被流量和算法扭曲后的碎片?我们是否愿意主动去关注和传播那些默默发生的、构成社会主流的善意之举?
重建信任,首先在于识破“信任裂痕”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唯有看清这一过程,我们才能不再被动地成为负面情绪的放大器,而是主动成为社会信任的守护者与修复者。在接下来的系列文章中,我们将继续深入探讨媒体在其中的责任、群体对立的形成机制,并最终寻找重建信任的文化路径与可行方案。敬请期待。
(本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