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被电视剧误导，国军长官称呼实际只有两种

在讨论电视剧《亮剑》中的称谓问题之前，不妨先对剧中人物“楚云飞”晋绥军三五八团团长，常被下属称作“团座”、“师座”的现象进行一番回溯。许多观众可能会顺理成章地认为，这些称呼来源于真实历史。真实情况远没有影视作品塑造得那样：自北洋军阀时期到新中国成立之前，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其军队体系内，类似“团座”、“师座”、“军座”、“局座”的称谓，并不存在于正式文献或系统化的日常称呼中。

这些耳熟能详的称谓，很大程度上是后来影视创作所虚构的产物。追溯历史背景和尊称文化的变迁，了解这些称呼的本真，才能厘清其流变轨迹。

实际上，如今在军事爱好者与部分受众心中，“某座”这一称呼，早已特指在新中国海军快速崛起时期起到突出作用，被公众亲切地戏谑为“国家战略忽悠局局座”的张召忠将军。他因多次在公合振聋发聩地阐述军事观点，以及代表中国军人与世界对话留下的诸多名言，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即便他已退休，社会对“局座”这一称号的专属感未曾退却，某种程度上也见证了“某座”在公共语境中的“新身份”。

把这一称呼溯及历史，寻找所谓“局座”的原型，不少影视作品却经常将国民党中统局局长戴笠冠以此名号。许多民国题材剧集中，“局座”仿佛成了戴笠的官方代号。这种用法依然脱离史实。据史料记载，当时下属真正对戴笠的尊称是“戴老板”。至于为何采用这一称谓，虽然缺乏确切记载，推测主要是出于保密和身份安全因素的考量。作为中统系统负责人，戴笠深知信息安全的重要性，“老板”一词既便于掩人耳目，又暗含其对中统统治地位的主权象征。

至于其他类似“师座”、“团座”的称谓，同样未见于历史文献。实际上，从北伐战争后期到国民党撤退台湾，这一时期公认的“带座”尊称只有两个：“委座”和“钧座”。其中，“委座”是蒋介石的专属称号，意为“委员长”，自1932年起成为国民党高层对其的官方和日常用语。随着中央军集团对各地方军阀的逐步胜利与整编，蒋介石通过“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一职，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委座”也就成为了国民政府内唯一对应其身份的尊号。即使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年代，其他高阶将领亦不得享用这一称呼。据记载，远征军戴安澜将军在西安事变期间日记中写到，彼时“委座”一词已深植国民党体系。

1946年以后，随着蒋介石卸任委员长一职，“委座”这一称呼渐渐被“校长”所取代，尤其是在黄埔军校毕业生中，“校长”这一称谓形成了更紧密的组织认同感，区别于党内其他派系成员。

至于“钧座”，它在军政体系中的应用则更为广泛。通常作为下级对上级的恭敬称谓，既带有古意尊重，也适用于不同场合。在清末至民国年间，北洋军阀、晚清新军，以及后来的国民党军队内部，这一称呼被大量使用。字面上的“钧”为古代重量单位，“钧座”结合了分量和尊贵之意。在个人书信、遗嘱、军中公文中，频繁可见“钧座”的身影。举例来说，1937年淞沪会战中，郭汝瑰将军遗嘱曾表述：“若阵地存在，我当生还晋见钧座。”

事实上，大多数普通国民党官兵在实际称呼中，未必用得上这些尊号，他们更习惯于以“姓氏+长官”或“姓氏+职位”称呼上级，比如“李长官”、“王团长”。这种用法在国共两军中颇为相似，也反映了基层士兵出身成分及文化水平的现实。

那么为何现代观众如此熟悉“团座”、“师座”、“局座”呢？主要还是影视剧反复塑造造成的认知误区。早期战争题材作品在语言、服饰等细节方面颇为讲究，但随着21世纪后大量“神剧”面世，为减少叙事繁琐，强化军队层级感，编剧便杜撰了这些听起来“权威又特殊”的称谓，以便观众快速区分国军和人民军队。

从某种角度来说，这种艺术处理加深了层级印象。人民军队注重官兵平等，无论伙食还是生活条件基本一致，反观国民党军队则表现出等级分明、优待军官等现象。影视中的虚构称谓，正好强化了这种对比，对塑造人物和阵营形象起到直观作用。

对历史应有起码的敬畏。只有还原真实史实，才能帮助后人更好地理解过去与现在的联系，也能让我们更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影视剧中对称谓的编排，实际上是一种创作手法，为渲染特定的氛围服务，并不等同于历史事实本身。

如果说这些虚构称呼在剧中还有额外作用，那便是用“团座”、“师座”强化了国军内部森严的等级体系和山头割据的局面。人民军队则以团结一致、官兵平等为根基，靠着人民的信任与支持在苦难岁月中走向胜利。正是这种坦荡质朴所铸成的军魂，才让中国人民军队在战火中铸就了共和国的根基。

取信于民、团结协作，是军队无往不胜的根本。在历史的洪流中，那些并不存在的“座”们终究只属于荧幕；而人民军队坚定不移的信仰、对人民的忠诚，才是现实中可歌可泣的真正力量。

主要参考资料：

1. 《解放战争启示录》，人民网，王树增，2013年8月2日

2. 《谈“师座”“军座”的“座”》，姚博士，《咬文嚼字》，2011年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