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到世界：为何历史研究必须突破地域局限？
大概若干年前，还有不少人觉得大变局之说是庸人自扰。如今，关于宏观历史变革的研究已成显学。然而关于历史分析的需求虽然来得迫切，但是有效供给却十分匮乏。最典型的现象就是用简单类比的方式来做研究，将今天的中国比作历史上的某一时期，甚至是历史上某一时期的某一外国。
列宁经常引用一句德国谚语：所有的比喻都是蹩脚的。因为比喻属于感性思维，它被认为是小孩子使用的低级思维。而成年人应该运用更加高级的理性思维。
比如说，一个没有见过大象的孩子可能会问：大象到底有多大？一个箱子那么大，一间屋子那么大，还是一座山那么大？
你能做的最好回答恐怕就是一间屋子那么大。传递更多的信息是不可能的。因为当你把大象比作屋子的时候，甚至你自己都说不清“一间屋子”到底是多大，更何况大象呢？
如果只是信息交流效率低，危害倒还不至于很大。
更加严重的问题在于，简单类比往往会搞错研究对象。事实上，我们做历史研究的根本目的，从来不是为了玩“大家来找茬”，而是为了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比如说，两个人站在街角，从位置看，他们很相似。但是其中一人正准备南北向过街，另一人正准备东西向过街，他们的轨迹是截然不同的。仅仅因为两个事物的状态相近，就判断它们将走出相同的趋势，这是多么荒谬的逻辑啊。
我们应该始终牢记，历史分析的研究对象应该是轨迹，而不是位置，是趋势，而不是状态，是规律，而不是现象。
研究范式
众所周知，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无数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要对它进行理论分析，那就必须加以适当的简化。这在哲学上称为研究范式的选取。这本身是一个深奥的话题，但是得益于刘慈欣的科普，我们现在可以比较轻松地讨论它了。
历史分析的研究范式大约可以分为三种：单体问题，两体问题和三体问题。
如果我们把历史分析视为单体问题，那么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线性的。它有一个确定的终点，可能永远无法达到，但是可以无限逼近。有一个日裔美国学者叫做福山，他写过一本挺有名的书叫做《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在此书中，他把1990年代的美国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终点。这就是典型的单体问题的思路。
如果我们把历史分析视为两体问题，那么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周期性的。典型如白天与黑夜。再比如春夏秋冬，虽说分为四季，其实它也是由于太阳直射点在南北回归线之间摆动造成的。所以凡是周期性变化的事物，大都可以视为两体问题及其变种。
如果我们把历史分析视为三体问题，那么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漫无规律的。比如父系社会可以突变为母系社会，奴隶制可以自发地一步跨入后现代……
一般来说，如果我们的视角过于微观，总是关注那些宫闱掌故与政治秘辛，那么就容易陷入三体问题范式。因为到最后，你会发现所有的事情都是随机的，或者出乎某一人之心，根本没有规律可循。于是也就无法指导我们预测未来。
如果我们的视角过于宏观，那又会显得消极。反正在长期，市场总会均衡的，而我们总会死去的。在单体问题范式下，历史的车轮永远滚滚向前。但是你难道不关心自己到底是坐在车上，还是被辗在车下？如果这个问题也能够超脱放下，那么也没必要搞什么历史分析了。
很显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是两体问题的研究范式更符合我们的需求。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找出两种因素，它们能够构成一对永恒无解的矛盾，而这两种因素的此消彼涨，还要能够比较好地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其它研究者可能会选择不同的因素来构建理论模型。而我的选择是：公平与效率。
人类是社会动物，所以热爱公平。同时人有物欲，所以喜欢效率。这都是天性。然而公平与效率往往是相互矛盾，无法兼顾的。这样，驱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对永恒矛盾就形成了。
人类社会还是太复杂了。如果有玩过大型网游的经验，理解起来就会容易一点儿。任何网游的根本运营规则就是两条。
第一条：努力要有回报。不能吃大锅饭，不能一碗水端平，必须要有正反馈。如果干好、干坏、不干，都一样。那么这个游戏就没人玩了。改革开放之前，很多国有企业就是这个状态，那肯定不行。
第二条：起跑线要尽量保持拉平。这个拉平的动作可以是连绵的。比如数值膨胀。老版本上限是100，新版本开放到200。那么本来顶尖的玩家变成了半吊子，就等于是变相缩水了。而那些弱势玩家则没有什么可失去的。这个拉平动作也可以是断然的。一个指令，直接把最强改最弱，最弱改最强。正所谓一代版本一代神。
很显然，上述两条规则是很难同时兼顾的。玩家的努力应该得到回报。可是如果这些回报积累起来的差距实在太大，那么也会导致玩家流失。这就好比二十年前，上海房价数百万的时候，有些人还想着怎么样多努努力。后来变成动辄上千万、几千万，那人家反而不努力了，反正努力也没用。
明白了上述道理，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人类社会，那么其实根本规律也就是两条。第一条，要追求效率。第二条，也要追求公平。公平与效率无法同时兼顾，那么就只能先侧重一边，然后再转向另一边。由此往复，从而形成周期性的历史过程。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接受周期性的历史观应该是比较容易的。毕竟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之类的说法，早已是潜移默化，耳熟能详。
不过确实还有一些人，可能是因为屁股决定脑袋的缘故，感情上实在无法接受公平周期与效率周期的交替。对于这些朋友，我有两碗心灵鸡汤相赠。一是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总会有逆风的时候。这不是你的错，也不是你或者其它任何人能改变的。二是风水轮流转。只要你熬得足够久，逆风总会过去的。
当然，对于更广大的读者朋友们，假如不是执意以身殉道的话，我还是建议识时务者为俊杰。
中国与世界
数千年来，中国人习惯于将国家与世界混为一谈。中国即天下。这种文化现象积习至深，在当下也有所反应。
比如说，关于中国的前途命运，现在社会上有许多争论。可是这些争论各方之间的区别，不过是A认为中国的前途取决于这一批人，B认为中国的前途取决于那一批人。总之，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中国的前途是由中国人，甚至是由一小部分中国人决定的，因而是完全内生的。极少有人将中国的前途视为世界潮流的一部分。
应该将中国史视为世界史的一部分，这个观点在史学界早已有之，但是落实起来确实有困难。因为中国的历史太长，积累太厚，远远超过世界其它文明。所以要把中国史纳入世界史，有点儿像是要把大象塞进冰箱。不过我还是认为，以16世纪航海大发现为界，此后的中国史就应该更多地作为世界史的一部分来看待了。
比如说，大家知道川菜嗜辣，这似乎应该是自古以来的习惯。但是其实辣椒原产于美洲，明朝晚期才传入中国。同期传入的土豆和玉米对于补充食物供给很大帮助，由此带来的人口爆炸又推动了清朝的摊丁入亩政策。
再比如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它不仅确立了白银在中国的法定货币地位，而且我们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它也促进了大航海时代、美洲开发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因为在17、18世纪，大航海贸易的主线就是从美洲攫取白银输往中国，换取瓷器、茶叶、丝绸等商品后，再运回欧洲。如果中国不用白银，欧洲人是没有其它商品可以打入中国市场的，那么整个大航海贸易的商业逻辑就都不能成立了。
清朝末年，林则徐被称为中国古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与他同一时期的魏源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不过这些思想，与“将中国史视为世界史的一部分”还有很大的距离。
直到1921年，毛泽东提出：
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
这个论断振聋发聩，可以说是充满了现代性。
有趣的是，直到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还有许多人津津乐道于中国共产党如何打天下，如何坐天下，却不懂得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说到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多数人的脑海中可能是一片空白，少数人可能会联想到斯大林的金卢布。后者就是典型的研究历史走错了门路。
其实在《毛选》中，专门有一篇文章就叫做《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它给出的解释是：因为当时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帝国主义列强相互倾轧，它们各自扶持的国内军阀一片混战，因此红色政权可以存在于这些势力的夹缝之中。
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假如在殖民时代，整个欧洲是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那么无疑它的攻势将千百倍地强于蒙古、女真。中国恐怕没有机会维持半独立地位，也就更加谈不上中国革命的可能性了。
反过来说，中国革命什么时候有可能夺取全面胜利？那一定是列强之间的矛盾激化到极点，以至于兵戎相见，打得头破血流，于是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枷锁开始破裂，民族解放和社会革命上升为新的世界潮流。然后中国革命才能作为其中的一份子，顺势而下。
你看，从生存条件到胜利条件，都是必须在全球视野之下才能够看清的。所以说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如果看不到这个大局，你抱着一堆碎片化的微观材料，又能研究出个啥来呢？
同样地，在名篇《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对中日两国做了四方面的比较。国力方面，日本占优。规模方面，中国占优。于是国内和国际政治就成为了关键的两点。正因为日本是帝国主义，而中国寻求民族解放，所以中国将在国际上得道多助，而日本则失道寡助。这就是毛泽东坚信中国必胜的根本理由。
事实上，无论是抗日战争的起因、过程还是结果，都是毫无疑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1977年，邓小平复出，随后开始改革开放。这当然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但它同样是世界大潮中的一朵浪花。
1979年，英国的撒切尔夫人上台。她大力实施国企私有化，缩减社会福利，大幅放松政府监管。1980年，里根当选美国总统。他奉行供给学派，一边给企业家减税，一边打击工会力量。1985年，戈尔巴乔夫执政苏联，全面推行“改革与新思维”。
上述几位的政策举措各不相同，但方向是一致的。那就是：追求更高的效率。而且这些措施又都不可避免地以牺牲一定的公平作为代价。当然，彼时的公平可能确实已经过头了。
为什么中苏英美的政策取向会在同一时期发生变革？可以说，能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你的历史分析水平就已经超过现在市面上95%的研究者了。
现在我们不妨回到中国视角，设想一下：改革开放这件事，是中国人自己想做就能做的吗？你想要引进外资，开辟出口，对方就没有他的利益动机吗？如果不是与世界潮流相匹配，改革开放能够成功吗？
俗话说，历史无法假设。不过早在1910年代，孙中山就曾经规划过一场逻辑极其相似，但是结果却完全失败的“改革开放”。在1919年的《建国方略》中，他给出了非常详尽的计划，以图引进外资，开发中国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供应世界市场。
然而当时的国际环境是什么呢？一战之后，欧洲经济凋零，美国产能过剩，大量人口失业，贫富差距日益极化。这时央求他们投资中国，分享技术、市场和就业机会，岂非与虎谋皮？
我们现在回头看，《建国方略》发布时，距离1929年大萧条爆发只有倒数十年的时间了。孙中山的失败，可以说早已由当时的世界潮流所注定。
至于数十年后，邓小平为什么又能够成功，那就不得不追问：1970年代大通胀的起因是什么？尼克松访华的背景又是什么？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已非本文可及。
把外部世界视为静止，唯一的主观能动性来自我方。一件事如果没办成，那一定是因为我方不懂/不敢/不愿意。后来只要我方懂了/敢了/愿意了，这事自然就办成了。这是一种书呆子气的世界观。
带着这种世界观去研究自然科学问题不大。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嘛。可是研究社会科学就不行了。因为你的对手是大活人，不是铁杵！
中国不等于世界。中国因与世界互动而存在。如果没有全面、客观、真诚的全球视野，中国的宏观研究者必将陷入情绪极端化的怪圈，可能今天是过于自卑，可能明天就是过于狂妄。
当然，建立全球视野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它既需要“学”，又需要“思”，既需要读万卷书，又需要行万里路。任何对于推送到你面前的信息照单全收的办法，都只能算是接受洗脑。哪怕你接受的是英文信息，那也不过是接受海外媒体的洗脑罢了。
顺便说一句，也许是中国教育过于强调数理化吧，现在社会上许多精英人物的学历很高，脑子很聪明，但是博弈思维却只有小儿科水平。
你是谁？你能代表谁？谁是你的敌人？谁是你的朋友？如果这几个问题都想不清楚，那我建议还是多学习，少发表意见。
公平与效率
1980年代是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从政治上看，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出现了一批主张效率优先的政治家。从金融市场上看，它也是一道横空出世的分水岭。下面这张图显示了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的走势。
图中间这个红色的圈，是1980年前后冲出的尖顶。此后就是长达40年的大降息。
我们知道，降息可以直接推升债券价格，还可以间接推升其它资产的价格。同时由于美国是全球金融的中心，所以从1980年到2020年这40年的最大特征，就是全球资产价格的普遍上涨。买什么都能涨！借钱买入更合算！
那么，在此之前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整个1970年代，美股经历了“十年上涨幅度为零”。而且不要忘记了，越南战争，中东战争，石油危机，脱离金本位……如果把通货膨胀考虑进来，1970年代持有美股将损失三分之二的购买力。
再往前呢？1960年代的美股比较温和，年化收益率不到5%。然后1954年也是值得铭记的。因为，这一年美股创了1929年大萧条之后的新高。换句话说，大萧条挖出来的坑，美国股市花了25年才爬出来。
如果从1929年的顶点开始算，一直到1980年底，这51年里标普500指数的涨幅只有4.26倍，年化2.9%，低于同期通胀水平。而且要知道，美股已经是最强的资产了。其它资产大多不如股票，其它国家大多不如美国。
现在我们说这些，一方面当然是想让大家知道，过去40年的资产价格表现绝非历史常态。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想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到上图右侧的绿圈里。无论是从逼近零值的幅度还是图形趋势看，2020年基本可以确定为40年大降息的终点。如果过去的一轮大周期已经宣告结束，等待我们的未来又会是什么样的？
PS：上面这张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图可是个好东西。我从它里面还可以讲出巴菲特和索罗斯这两位大师的投资之道。有兴趣的可以参阅旧文：怎样才能感受到金融市场的时代脉搏？
下面这张图引自《21世纪资本论》。它显示了美国前10%人口的收入占全部人口的比例。这是一个用来表示贫富差距的指标。
红框内的分期注释是我加的。1940年代之前是效率周期，投资回报高，贫富差距大。1940到1980年代是公平周期，投资回报低，贫富差距小。1980到2020年代又是效率周期，资产价格大幅上涨，贫富差距再次扩大。
那么按照周期规律，2020年之后很可能重新迎来公平周期，平抑贫富差距。只不过上一次的贫富差距缩小是以战争的形式迅速完成的。本轮周期切换将会如何进行？现在还不好说。
其实周期切换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最近一轮周期切换发生在1980年代，距离现在并不遥远，许多人是有过直观感受的。
先说社会舆论。1980年代之前，人们更多地关注公平。年轻人的偶像是切·格瓦拉和马丁·路德·金这样的革命英雄。1980年代之后，人们更多地关注效率。年轻人的偶像变成了乔布斯和比尔·盖茨这样的商业巨子。然而到了今天，比尔·盖茨离婚后声名狼藉。类似乔布斯的埃隆·马斯克毁誉参半。索罗斯更是被视为邪恶的化身。
还有香港的李嘉诚，在今天有些人看来，不就是一个炒地皮的吗？有什么技术含量？但是在1980年代，他在香港广受膜拜，被尊称为李超人。因为在那个时代，超级有钱的人就是超人。
再说学术界。1980年代之前，凯恩斯主义统治着经济学界。高税收，高开支，高赤字，大政府解决一切问题。1980年代之后，自由主义的大旗重新飘扬。低税收，低开支，简政放权，以小为美。然而到今天，遇事不决先放水成了西方国家的社会共识。货币宽松不够，财政宽松来凑。对待自由贸易口是心非，推行产业政策不遗余力。官员们整天想着关税、汇率和各种制裁。搞这些事，哪儿还有经济学家插嘴的份儿？
前一阵子，特普朗提出，总统应当有权过问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此言一出，立即遭到自由派媒体的口诛笔伐。因为它违背了1980年代以来，关于保护央行独立性的经济学共识。然而懂王这次是真的有点懂。今天美国的货币环境，早已不比保罗·沃克尔当年。美联储加息损害就业，降息损害股市。说白了就是加息损害一部分人，降息损害另一部分人，两相取舍。这哪里还是技术判断？这就是纯粹的价值判断。这种事情难道不就应该让民选官员来拍板吗？何必为难技术官僚呢。
如果我们的研究止步于上一轮周期切换，那么其结果大概也就是感叹一下“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而已。因为本轮切换是效率转公平，而上一轮是公平转效率，方向截然相反。要想发掘更加本质的规律，那就必须放眼于上上轮周期切换，也就是1920和30年代。
1920年代恰好距今百年。当时美股也是大牛市，贫富分化，苦乐不均，随后迎来史诗级崩盘。从《了不起的盖茨比》、《愤怒的葡萄》等传世名著中，我们还可以窥见当时美国社会的面貌。当然，感性认识还不够。更有理论深度的刻画，首推列宁在1917年发表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列宁认为，早期资本主义对于发展生产力是有过巨大推动的，但是随后就开始变质。在生产领域，资本主义最腐朽的形态就是垄断。垄断资本与国家机器相结合，就成了帝国主义。而帝国主义东征西讨，本质上还是要维护垄断。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列宁的这套理论几乎就是明明白白地在讲今天。看不明白的读者可以参阅《买入银行股》。不想读书的朋友先拿我的旧文垫一下：推动美国股市的蒂娜小姐。
在效率周期的末端，总会出现垄断。或者说，垄断是效率周期见顶的标志。这能否称得上历史规律？我想是可以的。这话可以分别从供求两方面来讲。
从需求侧看，高速发展的市场是很难出现垄断的。而且当大家顺风顺水都能赚钱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强的必要性去搞什么垄断。那么为什么市场不能永远高速发展呢？这就跟财富分配有关了。
我们知道，有钱人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低。这就好比第一个包子最好吃，第四第五个就没什么味道了。它是由人类天性决定的。因此穷人赚到1万块，马上拿去花了。富人赚到1万块，消费水平纹丝不动。然后穷人花掉的1万块里面，可能有3千块又被富人赚去了。如此循环往复，穷人没钱花，富人没花钱，最终的必然结果就是需求不足。
当然这个问题并不是完全无解。但是求解不容易，也少不了痛苦，得一点点磨出来。而这个若干年漫漫求解的过程，就叫做公平周期。
从供给侧看，垄断的特征是资本杀资本。这就好比正常情况下，狮子和狼都以牛羊为食。但是当牛羊不足的时候，狮子饿久了，看狼的眼光都不一样了。然而狼终究也是有爪牙的。所以食肉动物之间的斗争往往是特别惨烈的，破坏性格外巨大。这就是为什么列宁可以非常准确地预见到一战还不算完，二战必将发生。
对照今天，现实情况又不一样了。这里我就略举两点。一个是核武器，再一个是老龄化。这两个都是可以极大抑制战争的因素。当然最终能否抑制得住，还得看其它因素的共同作用。
不过，无论是否热战，原有的社会、经济和金融秩序必然会被极大破坏，甚至推倒重来。这倒是比较确定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不满意啊。劳动力不满意就算了，小资本也不满意，中资本也受排挤，就剩下几个头部的大资本，没有群众基础长久不了。
综合上述供需两面，我们有理由认可这个命题：垄断是效率周期见顶的标志。那么有意思的问题来了，假如有一只大手强行干预，不让垄断发生，那又会怎么样？
其实答案也很简单。那就成了微观经济学教科书里写的“完全竞争市场”。劳动力就赚一个月光的工资，资本就赚一个标准的利息。假如负债的话，那基本就是给银行打工。反正谁都没有超额利润。
这个状态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耳熟？对了，从市场上存在超额利润到它完全消失的过程，就叫做内卷。
答卷
关于中国经济的前景，现在社会上争议很大，几乎不可调和。但是我细看两方的论据，似乎并没有那么大的矛盾。
看好的一方，往往以水平高为据。看空的一方，往往增长慢为据。可是，水平高与增长慢，不恰恰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吗？
假如水平不高而增长慢，大家都用脚投票跑外国去了。当然现在出国的人也不少。但是这跟十年前二十年前，那种弃之如敝履的心态完全不一样了。大家都有各自的微观理由，而且普遍承认，侨居海外在生活质量上是有很大损失的。
假如水平高还能快速增长，那又要担心泡沫的可能性了。泡沫经济的本质是寅吃卯粮。像当年日本那样，一代人爽了十年，欠账到孙子辈还没还清。
水平高是增长慢的客观原因。增长慢是水平高的必然结果。如果不能看清这一点，就没法理解中国社会。用一个词来总结的话，其实也可以把它叫做走向成熟。同名文章供参考。
有些人认为现在的年轻人就应该跟上一辈一样，打鸡血玩命干。可是人家不理你。为什么？因为在经济高速发展期，生活就像赶公交，一步慢，步步慢。所以人们戏称买房为上车。可是现在车什么时候开不知道，甚至还要倒车接人。你要年轻人急赶着去哪里？
有些人认为现在年轻人失业率那么高，搞不好就要影响社会稳定，甚至像利比亚、乌克兰那样。这种人在金融圈尤其多。前几年拼命赌政府不敢动房地产，赌大放水救市的，大多是这批人。可是他们的算盘也打错了。为什么？因为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只是找不到“理想”的工作而已。这并不妨碍他们打游戏，撸串，特种兵旅游，打卡博物馆。
无须讳言，未来属于下一代。他们将来逆袭，商战，成为霸道总裁的可能性确实越来越小了。不过现在你替他担心这些，就好比是南方人担心北方人不吃米怎么活，北方人担心南方人没面条怎么过。历史上的周期切换又不止一次两次了。有什么大不了的？
真正需要担心的是我们自己。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在当下这个周期切换的百年变局之中，我们作为投资者应当交出怎样的答卷？还是以本文已经提到过的一个事实作为结尾吧。
如果从1929年的顶点开始算，一直到1980年底，这51年里标普500指数的涨幅只有4.26倍，年化2.9%。
你看，如果只用简单类比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哪怕把你比做黄金时代的美国又如何？毕竟谁都无法违背世界潮流和历史周期。
千言万语都在这些数字里面了，与各位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