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聂荣臻未循主席警示，先攻大同，终致傅作义介入北线失利

战略序幕：主席的预判与北线的任务

1946年6月，随着蒋介石撕毁《国共两党停战协定》与《政协决议》，全国范围内的战火骤然点燃。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毛主席果断提出了“南线出击津浦线，北线夺取三路四城”的战略部署，旨在跳出根据地，向国民党控制区实施外线出击，以掌握战场主动权。

北线任务，明确交给了聂荣臻的晋察冀野战军与贺龙的晋绥野战军。他们的目标是控制正太、同浦、平汉三条重要铁路，并最终攻克石家庄、保定、大同、太原这四座战略要地。

毛主席对北线战局有着清晰的判断与优先考量。他于6月28日专电贺龙和聂荣臻，强调“冀晋全力举行平汉战役，占领从长辛店至石门整个平汉路”。他细致地列举了先打平汉的七项有利之处：短期内集中最大兵力，打通冀晋与冀中联系，削弱平津之敌的左翼，锻炼新编部队，便于扩充兵员和补充物资，易于获得热河与冀东解放区的战略配合，并且有稳固根据地作为后盾，利于战果巩固。主席甚至细致到要求部队抓紧训练攻城战术，并敦促后方工厂加班加点生产黄色炸药。他强调，只有牢牢控制了平汉路，才能安心挺进山西，逐步扫清太原、大同以外的敌据点，最终实现五区连成一片，并相机夺取太原、大同。更值得注意的是，毛主席在6月4日、9日、20日的多封电报中反复告诫，要避免惊动傅作义，不要轻易调动北线主力去对付他。

决策分歧：先打平汉还是大同？

然而，前线指挥官聂荣臻对毛主席的指示却有不同看法。他考虑到贺龙部仍在进行晋北战役，认为仅靠晋察冀野战军单独实施平汉作战存在困难，而如果先攻大同，则更容易与贺龙部形成联合作战。因此，7月4日，聂荣臻致电毛主席，直言“无晋冀鲁豫的配合，执行中央的指示是困难的”，并建议“用半月的时间，得到晋绥配合打下大同”。

毛主席在收到聂荣臻的请示后，权衡了当时的全面战局：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势头正猛，南线粟裕与陈毅在内外线作战问题上争执不下。出于对前线指挥员的高度信任，毛主席初步同意了聂荣臻先攻大同的计划。

尽管如此，毛主席并未完全放弃原先的战略考量。两天后的7月6日，他再次专电聂荣臻，重申了平汉战役的重大意义，并针对聂荣臻提出的策应问题积极出谋划策，字里行间仍流露出希望先打平汉的意图。

到了7月中旬，南线的粟裕在苏中拉开了“七战七捷”的序幕，战场捷报频传，毛主席也因此再次催促晋察冀和晋绥方面尽快展开行动。但聂荣臻依然坚持自己的判断，他于7月24日再次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坚持优先攻打大同，提出了一个三步走的作战方案：“第一步先攻取大同，第二步挺进平汉路，第三步再向正太线进攻。”这无疑过早地惊动了盘踞山西的阎锡山和雄霸绥远的傅作义这两个“地头蛇”，为北线战役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战局逆转：大同集宁的失利

到了8月初，贺龙部在晋北战役中迅速解放了山阴、岱岳、宁武、繁峙、代县等城镇，使大同陷入孤立。聂荣臻认为此时攻打大同的时机已然成熟。8月2日，他在阳高主持召开了晋察冀军区与晋绥军区的联合会议。会上，包括刘澜涛、罗瑞卿、杨成武等晋察冀方面与会人员普遍乐观，认为大同守敌“兵力不强，建制混乱，内部成分复杂，守备信心薄弱，补给困难”，只要组织指挥得当，完全可以攻克。会议最终决定“以大约六个旅的兵力在二十天内拿下大同”。为了应对可能的援军，会议还部署杨得志纵队隐蔽在延庆、永宁地区阻击来自南口的援敌，并派出五个旅前往凉城迎战傅作义部。

然而，晋绥军区唯一的代表张宗逊在会议中提出，傅作义可能从归绥派兵东援大同，但这一担忧被晋察冀方面低估，他们认为大同不在傅作义的战区，即使援兵也不会多，行动速度也慢。聂荣臻在会后向毛主席报告，次日返回张家口。

清理大同外围的战斗实际上早在7月31日就已开始，但直到9月4日，经过一个多月的激战，我军部队才逼近大同城下，开始坑道作业准备攻城，这显然远超了原定“二十天拿下大同”的预期。就在此时，傅作义果然从归绥方向调动兵力，以北、中、南三路大举增援，直扑集宁，其意图显然是“围魏救赵”，通过攻打集宁来解大同之围。

面对傅作义的强大攻势，我军前线指挥部紧急调兵，将原本安排在凉城作战的五个旅力量不足以消灭傅作义增援兵力的状况下，又调动第三五八旅，并临时组建了陈正湘纵队北上。聂荣臻相信，经过这样的部署，我军在集宁方向将具有兵力优势，足以歼灭前来援助的敌军。然而，集宁战局并未如预期般顺利。我军包围了傅作义派来的三个师，但激战两天后，这些部队虽有损失却仍具战斗力。

9月12日下午，傅作义的主力第101师火速赶到战场。此时，前线指挥部（张宗逊、罗瑞卿）做出了一个关键决策：他们决定放弃继续围歼已被包围且受损的董其武部，转而调转主力部队西进，迎击新到的101师。这一决策无疑给了董其武部喘息之机，他们不仅迅速恢复了集宁阵地，还向西支援101师东进，导致我军陷入两面夹击的困境。最终，9月13日夜间，我军被迫撤离集宁，攻打大同的计划随之宣告失败。

复盘反思：失误的代价

战役结束后，对于大同、集宁的失利，各方进行了深刻反思。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将失败归咎于前线指挥部决定放弃围攻董其武部转而打击101师的“极为错误”的决策。他认为董其武部当时已“赖以联络的电台被我军炮火轰击摧毁，走投无路的他们无法请求援助，完全陷入绝境”。

然而，作为前线指挥部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张宗逊在《张宗逊回忆录》中提供了更全面和详尽的分析。他指出，在战役之前，我军在1945年的绥远战役以及两次攻打包头战役中，就已经暴露出对敌战斗力评估不足、兵力和火力缺乏、以及攻城经验不足的问题。他特别提到，晋察冀军区在1946年2月严格遵循中央复员指示，复员了约10万人，这意味着在攻城时，晋察冀军区的兵力远不及攻打包头时的充足。他委屈地表示，当时我军正处于由抗日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型的阶段，不少部队刚刚由游击队编成，战斗力并不强，面对如此庞大的攻坚战，无疑是比较勉强的。

张宗逊还指出，尽管毛主席曾不遗余力地指导罗瑞卿到晋察冀部队工作，并亲自指示要从平汉线入手，着重消灭小规模敌人，但阳高会议上，包括刘澜涛、罗瑞卿、杨成武在内的晋察冀军区众人在讨论敌情时，普遍认为大同“敌人兵力不强，建制混乱，战斗力弱”，坚持先攻大同的计划。这显然是在暗示聂荣臻等“有些同志”对毛主席指示的不以为然。张宗逊回忆，他在会议中曾提出傅作义可能从归绥派兵东援，但大家一致认为大同并不在傅作义的战区，援兵不会太多，行动也慢。这表明，晋察冀军区众人确实低估了傅作义对大同的援救决心和能力。

事实上，大同的守军兵力超过一万，而我军总兵力仅约一万六千人，远未达到毛主席“四个打一个”的标准，且攻坚配置简陋，仅使用手榴弹和梯子攻击敌碉堡，效果甚微。对于董其武部是否“完全陷入绝境”，张宗逊也提出了反驳。他引用董其武将军1946年9月11日的日记，证实董其武部队的电讯中断时间并不长，很快便被迅速接通，且我军火力不足，未能有效分割，只是将其压制在小范围地带，使其形成了一个“难以啃动的骨头”，战斗力依然强劲。

此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战史汇编》与《大同集宁战役经过及经验教训》也强调，参战我军部队大多刚经过战斗，尚未补充兵员，且经历了长途机动，作战效率大打折扣。特别是陈仿仁旅伤亡过重，根本无法在11日晚间对董其武部发起有效攻击。

综上所述，大同与集宁战役的失败，一方面是对攻打大同任务艰巨性的评估不足，另一方面是低估了傅作义军的战斗力及其援救大同的决心。回望毛主席在1946年6月发给聂荣臻的多封电报，他屡次警告要避免惊动傅作义，然而聂荣臻依然坚持优先攻打大同，过早地将傅作义的军队卷入战斗，最终导致北线战事迅速陷入被动的局面。

结语

大同与集宁的失利，不仅是战术层面的挫折，更是战略层面预判与执行偏差的深刻教训。它提醒我们，即使是最明确的战略部署，也可能因对局部情况的误判或对对手的低估而偏离轨道。这场战役的经验，无疑为后续解放战争中的战略考量与指挥决策留下了宝贵的启示。